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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場展覽的誕生 ― 專訪策展人吳達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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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可能聽說過策展人(curator)這項職業,但你真的了解策展究竟在做什麼嗎?沂藝術來到台北國際藝術村,訪問身兼寶藏巖藝術村、台北國際藝術村總監吳達坤,以他過去曾擔任駐村藝術家,到現在投入策展領域的經驗,為讀者們揭露策展職業的秘辛。

Q:為何想投入策展,對你而言最大的魅力為何?
吳達坤:
我覺得應該是雞婆(笑)。
其實策展就是另外一種創作的模式。對我來講,單純創作到後來很難滿足自己想做的事,但策展可以讓民眾了解藝術能做什麼,和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。
現在有很多案子會把社區營造、民間藝術和當代藝術結合,所以策展有點像是在作人類學、社會學等不同形式的調查。一直以來,我把藝術、策展認為是自己作為行動者介入社會的方式。而且做展覽規劃前,必須先做當下資原盤點、時空脈絡和歷史縱深的事件紀錄,了解這個區域後才能抓對重點,而不是像節慶式的放完煙火就沒了,我希望我們做的展覽能被別人討論,才有它存在的意義。

Q:策劃執行展覽過程中,曾遭遇的困難有哪些?
吳達坤:
之前在辦《AAA亞細亞安那其連線》展覽的時候,運送中國藝術家夫婦孫原、彭禹 創作的《芝麻開門》(Open Sesame),遇到一些問題。這件是台灣收藏家贊助他們做的,作品包含生存遊戲用的擬真槍,並不是真的槍枝。但把它從台灣運出去到日本過海關,光是這個過程就吃了很多苦頭。
因為日本人對這部分非常嚴謹,我們甚至聯絡製作槍枝的公司,讓他們提供彈道檢驗圖也不行。最後我們只能在取得藝術家同意情況下,找到日本自衛隊的人借槍枝展出,但絕對不能透漏他的身分。

Q:以您在各地策展的經驗而論,日本、韓國、中國和台灣藝術策展工作環境有何差別?
吳達坤:
我去年到日本森美術館參與策劃「六本木交叉口」(Roppongi Crossing),我發現日本準備期很長、做事仔細,專業度也很夠。但在韓國和台灣的時間都逼得很緊。我工作過最緊的是中國大陸,可能1、2個月要生出一個展覽,節奏跟台灣早期90年代的情況一樣。
也因為森美術館場地很貴,一定要壓縮佈展時間,但他們沒有特別加班。我也沒看過一個美術館有那麼多升降機,你只要把要求開出來,他們就會安排一組工作人員在旁邊幫忙,幾乎不會讓藝術家在現場等。

Q:國外環境有哪些優點可借鏡學習?台灣可以如何改善?
吳達坤:
雖然以整體當代藝術環境來講,台灣不見得比日本差,但就美術館資源,日本的體制比較健全,因為日本在70、80年代還沒面臨泡沫經濟的時候,收藏很多很好的國際藝術家的作品,這點是台灣沒經歷過的。
但台灣很多美術館典藏經費從來沒足夠過,對自己的定位也不明確,我覺得主政者不重視是一個很大的因素。但日、韓他們都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麼。其實官方可以敞開心胸聽這些事情,藝術圈的人也要更涉入,進去體制裡顛覆遊戲規則。我覺得好的藝術行政者,會在體制裡面找到解決方法,再經過溝通、合作,才可能改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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